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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7 05:02 来源:百度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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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1898——1941年),原名项德隆,化名江钧、江俊、张成。湖北武昌人。革命家、工人出身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历任平汉铁路(原称卢汉铁路.起始点原在卢沟桥,后延至前门西站。终点在汉口)总工会总干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他是中共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担任过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委员长,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中革军委代主席,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简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等职;在1941年皖南事变即国民党军8万多人在安徽南部伏击新四军的事件中被叛徒杀害。早年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项英,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是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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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项英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湖北武昌
    出生日期
    1898年5月
    逝世日期
    2019-07-17
    毕业院校
    武昌涵三宫的日新预备学堂
    原名
    项德隆
    化名
    江钧,江俊,张成

    1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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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英(1898.5─1941),原名德隆。化名江俊、江钧。湖北黄陂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年至1930年期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1931年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1941年1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

    2个人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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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经历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5月,项英出生在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舒安乡项家村,因祖父会种花卉、植盆景,由乡下搬到武昌城里。父亲项天卫是县政府管理钱粮簿册的职员。他出生时家境贫寒。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项英进入武昌育才小学。毕业后,入武昌私立日新预备学堂(后称日新中学)读书。

    民国2年(1913年),项英迫于生计,在武昌涵三宫的日新预备学堂读完初中,15岁便进入武昌模范大织布工厂当学徒,3年后留厂当纺织工人。他白天做工,晚上还坚持读书。工作的磨砺和社会的淬炼塑造出他求识自强的不屈性格。2019-07-17布尔什维克(后改名俄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三个无产阶级政权的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即五四运动的爆发,又坚定了他追求真理的执著信念。

    在和1921年7月受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委派代表广州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包惠僧会面时项英说:“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其决心溢于言表,逐步树立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奋斗的信念。《劳动周刊》是中共早期主办的第 1份全国性工人报纸,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共2019-07-17在上海成立的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

    1920年,项英曾在武汉组织过纺织工人罢工。翌年12月起在武汉江岸筹建铁路工人俱乐部。

    工人领袖

    1922年4月,项英在包惠僧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这年初,他依照党的指示,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消除帮会影响,促进工人群众的团结,局面很快被打开。他和林祥谦等人迅速建立起江岸工人俱乐部。7月,项英为作为武汉地区的代表出席了党的“二大”。会后,参加了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被选为筹备会的总干事。

    同年10月,项英领导汉口扬子江机器厂罢工,并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条件。厂方对工人提出的要求拒绝采纳,还关闭了厂门,企图“厄工友于困苦之境”。项英鼓励工人们“要提起精神,努力奋斗,争回人格,宁死不屈,为扬子工人争口气,为天下工友争口气”。经过细致的组织宣传和思想工作,工友们团结一心,意志坚定,最终取得罢工斗争的胜利。项英很快成为武汉工人阶级公认的领袖之一,深孚众望。在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项英是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

    项英长期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曾任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总工会总干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为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改善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进行了坚决斗争。

    项英与陈潭秋、林祥谦等领导了1923年平汉铁路“二七”大罢工。这年2月1日,京汉铁路各站工会代表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是日清晨,郑州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如临大敌。上午10时,项英带领各路、站代表和各工团代表从五洲大旅馆向花地岗普乐园剧场进发,在离会场不远处,被武装军队阻拦,相持约2小时。项英和林祥谦、施洋一起率领工人代表扣群众冲破军警拦阻线,撕去门上的封条,砸开大门进入会场,在大批军警层层包围的会场中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

    此时,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丢弃“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命令军警用武力加以阻挠和破坏,并封闭总工会会所。总工会当即组织全站2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全路1200公里顿时瘫痪。这就是中共成立的当时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高举反帝反封的旗帜,为争取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举行的震惊世界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即“二七”大罢工,使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达到了顶点。2月7日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工人被杀40多人,伤200多人,被捕60多人,遭开除1000多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湖北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等被捕惨遭杀害。大罢工斗争中,项英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在军阀血腥镇压罢工工人,逮捕工人领袖时,项英率领工人纠察队冲进车站,营救被捕的工人。

    “二七”惨案后,项英等17名工人领袖遭到通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项英和其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一起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进行善后工作,抚恤受难工人家属,并编写了《二七工仇》,讴歌“二七”烈士的崇高革命气节,鞭笞反动军阀的滔天罪行,充分表现了项英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二七”大罢工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结合,以政治斗争保障和扩大经济斗争的成果,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充分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的彻底革命精神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

    1924年5月中共组织调项英到上海任沪西平民学校教师,他在沪西平民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通过平民学校和工友俱乐部,项英及时把中共组织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工人群众中,工人群众很快被团结和组织起来。

    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沪西日商纱厂大罢工和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项英夜以继日的工作,与邓仲夏、李立三等人一起指挥22个纱厂近4万名工人的大罢工,直至取得胜利。从沪西纱厂大罢工到“五卅”运动,项英一直活跃于基层工人群众之中领导实际斗争。

    1926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项英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副委员长,同年9月,在北伐军攻克武昌前夕,他又返回武汉指导湖北的工人运动,组织成立了武汉总工会,统一了武汉工人阶级的力量。他还在武汉组织工人纠察队,任总队长,组织发动武汉工人配合北伐军作战攻克武昌城,维持社会秩序,参与收回汉口英租界和反夏斗寅叛变的斗争。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办事处,项英负责指导湘、鄂、赣、皖、川五省工人运动。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项英与刘少奇、董必武、李立三、恽代英等人一起培养了一大批工运骨干,极大地促进了湖北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在中共第三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项英转移到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亦称秘密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会工作。1928年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这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出席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的中共六大。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后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在参加中共六大期间,得到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的单独接见。项英时年30岁。

    1929年11月,曾经是一个纺织学徒工的项英以他在工人群众中极高的威望,当选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中共党团书记。20年后的2019-07-17,中共中央在给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祝词中,将项英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

    领导苏区

    1930年8月,项英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同年底奉命调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瑞金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及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会合。

    项英项英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黄陂小布成立,项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书记周恩来时还在上海)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次月和中革军委副主席朱德、毛泽东一起,决定建立红军总政治部,明确其职责以及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之间的关系。中革军委委员还有顾作霖、任弼时、邓发、王稼祥。

    项英初到中央苏区,就碰到当时红军内部和江西地方团因抓AB团(AB团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右派的秘密组织,仅存在4个月就被摧毁了)引发的“富田事变”的问题。然而,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却相信了敌人即国民党方面有关AB团的资料,认为AB团已混入共产党内部和红军中来,为此开展了中共有史以来第一次肃反运动。在不到40000人的红一方面军,打了AB团分子的就有4400多人,也就是说每9个红军指战员中就有一个AB团分子。

    1930年12月,在人人自危的肃反扩大化中,被打为AB团分子的红二十军一些指战员,冲到富田释放了近百名被关押的人员,这就是在苏区轰动一时的“富田事变”。对肃反中采取严刑逼供、乱咬乱杀的情景深感不安的项英,经过深入调查后当机立断,要求立即纠正反AB团斗争中的缺点错误,并提出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教育全党党员,处理“富田事变”就按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否定了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是“反党反革命的暴动”的定性。正是由于项英做出的决定,才使得当时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一度缓和下来,暂时保护了一大批同志免遭冤杀。但却遭到以思想“左”倾主义、教条主义严重、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央领导权的王明为主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否定,并于1931年4月将项英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撤销,改任中共苏区中央委员和中革军委副主席。此后,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主持了对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批判。

    1931年11月,项英以极大的热忱参与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个与国民党政权对立的红色政权从此诞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最早尝试。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岗位上,项英积极协助毛泽东主席,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打破了国民党经济封锁,发动了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健全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制裁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他的主持下,苏维埃政府建立起司法机构,制定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 。它是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第一次制定的有关婚姻方面的法规,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解放妇女的法规。2019-07-17,项英还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确定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日为红军的建军节。从那以后,“八一”就成为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当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人民军队有了自己最可亲可贵的一天。同年7月9日,项英又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布了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周恩来、朱德及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等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红军主要将领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萧克、何长工等34人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王震等53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这期间,项英积极领导扩建红军,编组新的师和军团。主持制定《中国工农红军誓词》,建立红军中的奖励制度。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筹措给养,保证前线供应。

    1934年1月,项英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中央苏区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

    鉴于项英竭尽全力开展苏维埃运动而闻名与世,美国友人尼姆?韦尔斯将项英与毛泽东、朱德并称为“中华苏维埃的三巨头”。时过多年后的1940年,陈毅在一篇报告中这样评价项英:“中央苏区过去还是一个模范区,是项英同志直接领导的。”“项英同志确实是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南方苏区的最高领导者。”

    游击战争

    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转移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瑞金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不久又宣布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革军委中央军区分会主席,“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二十四师和十军”,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

    这时期,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红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绩。再也无法抵御蜂拥而来的国民党军进攻的红军主力只得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此时的红军部队面临的局势是十分严峻的,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由谁留下来承担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并准备牺牲的重任。在危难时刻,历史又一次把项英推上了特殊的战争舞台。自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起,项英临危受命,率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接替主力红军防务,掩护主力红军集结,配合主力红军突围,保障主力红军行动,使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得以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实行战略转移。当时中共中央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任务是: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并划定瑞金、宁都、会昌、于都之间的三角地区是项英率领部队必须最后死守的阵地。忠于职守的项英送走中央机关的最后一支队伍后,面对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局面。留给他的只有红军加上政府工作人员名义上的约3万人,而在这些人中有1万多人是需要别人来照顾和保护的伤病员。队伍中有一半多的人手中只有大刀和梭标,他们迎战50万国民党正规武装军队的进攻。11月底鉴于形势恶化,逐步作出独立自主坚持斗争的部署。

    在红军主力离开后的第三天,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会议。会上他下了两道命令:第一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能否胜利进行战略转移,事关全党全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每一个都必须以积极的行动配合。第二作为共产党员、革命军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不许任何人在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还没有离开苏区前搞疏散。换句话说,所有的人都必须坚持到敌人的刺刀顶到胸口的最后一刻。项英要求机关工作人员正常对外办公,处理公务,以迷惑敌人,隐蔽红军主力的转移。直到一个月之后,国民党才弄清了红军主力已经转移了。当国民党蒋介石知道本已陷入绝境的红军从包围圈中消失了之后,便开始用极其严酷的手段来围剿留守的红军,将苏区害割成无数个小块,构筑了大量的堡垒封锁线,开始了全面清剿。

    项英多次向中共中央报告情况,请求中央给予“详细指示”,明确行动方针。由于中共中央忙于红军主力转移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血战几道封锁线,致使3个月“无指示”、“无回电”。

    直到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贵州遵义会议后的2019-07-17,中共中央才给项英及中央分局发来电报指示,组织红军和游击队分路突围,转入分散的游击战。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项英指挥部队分9路突围,分散开展游击战争。项英直到将向中共中央报告突围的电报发出,敌人已经临近的危急情况,才下令埋掉电台、烧掉密码,离开于都,向赣粤边突围。在突围战中,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瞿秋白、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工农检查(察)部长(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兼内务部代理部长(内务人民委员)何叔衡等一批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相继牺牲。游击队员不仅仅要面对难以忍受的寒冷和饥饿,还要面对国民党大军的天天“清剿”。

    此后,项英在与中共中央失掉联系、国民党军持续“清剿”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紧紧依靠群众,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及时调整策略,变换斗争方式,领导赣粤边游击区军民作殊死斗争。曾将红军游击战术编成歌诀,教育红军游击队提高斗争艺术,巧妙地与敌周旋,灵活地打击敌人。和各游击区指战员共同努力,保持了南方游击区革命支点,保存了革命骨干。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突围到达赣粤边中心区域信丰油山,与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和少共(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特委书记刘新潮(即刘建华)等会合。随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部分突围部队也到达油山。

    4月初,项英、陈毅在南雄县大岭下村听取了中共赣粤边特委领导人的汇报,对于中共赣粤边特委、军分区胜利到达油山,站稳了脚根,保存了革命力量,表示赞扬。同时也对赣奥边特委、军分区存在的盲目乐观情结和依赖思想以及照搬苏区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批评,指出敌人即将对赣粤边进行大规模“清剿”,部队要分散,机关要缩小,工作方式要改变,以尽快适应新的斗争环境。随后,项英在江西大余县的长岭村召开了赣粤边干部会议(简称长岭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分兵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对于如何开展游击战争,项英强调说:“游击战争应以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单纯地打土豪。打土豪要严格执行政策。”陈毅在会上也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方针,并决定在军事上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北山、油山为主要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强调在战术上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体,反对硬打强敌,要采用袭击动作和打圈子等方式反击敌人的“清剿”;决定把赣粤边游击区分为五块游击区,即油山区、北山区、信康赣区、信南区、上(犹)崇(义)区,将在赣粤边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分成4个大队和若干小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项英、陈毅和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人随特委和军分区司令部在北山行动,指挥各地的游击战争。

    项英主持召开的长岭会议,是赣粤边游击区由集中的正规战转入分散击战、由照搬苏区工作方式转入完全游击区工作方式的转折点,对胜利坚持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有着重大意义。

    4月,国民党粤军第一军军长兼江西第六绥靖区司令余汉谋率3个师在保安团的配合下,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4月下旬的一天,由于一些游击队员外出运粮不注意隐藏,被敌发觉跟踪,敌军袭击了项英、陈毅和特委机关所在地北山附近的棚洞村。项英、陈毅决定将部队和机关进一步缩小,分散活动,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搭棚隐蔽、保密、行军等有关原则。保密原则是:生火做饭不出烟;说话须小声;各机关无工作关系不准相互往来。行军原则是:夜间行军应选择在午夜以后;不走大路走山路;夜间行军要慢,免失联络等。红军游击队遵循这些原则巧妙地与敌人进行周旋,同时采取“调虎离山”、“引蛇出洞”、“化装出山”等战术,先后袭击了大余县游仙圩、南康县黄泥巷、南雄乌迳等地的国民党保安团队,扰乱了国民党军的“清剿”部署,使余汉谋计划3个月消灭红军游击队的企图终末得逞。

    5月,国民党大军约50倍于红军游击队的兵力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全面“清剿”,要求三个月内“打死、饿死、困死”红军游击队员。红军游击队员只能在山林里住,敌人就采取“移民并村”和赶老百姓出山的“封坑”手段,企图断绝红军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使游击队得不到粮食、盐和基本生活用品。此时的项英和游击队员们过着像野人一样的生活,他们只能与山中的动物为伴,吃野菜、摘野果、挖竹笋、甚至于烧马蜂窝吃。当什么也找不到的时候就只能是忍耐。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这样写道: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

    这就是当时红军游击队真实生活的生动写照。就在这样每天都生死未卜的环境中,项英还经常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顽强地坚持下去,共产党的旗帜不能倒,游击队的旗帜不能倒。”

    11月,余汉谋部在保安团的配合下,强迫山里的群众全部搬到山外的大村庄居住,由保甲长严密监视,企图用这种“封坑”手段把红军游击队冻死、饿死、困死在山上。为了挫败敌人的“封坑”,项英在信丰县潭塘坑主持召开了中共赣粤边特委、信康赣县委和南雄县委负责人联席会议。项英指出,敌人的“封坑”是进一步的进攻,把群众与我们隔离,便于“清剿”,陷我们于空山而饿死。他批评了有的地方党组织空喊反对出发,没有任何工作布置的作法,强调说,目前不是空喊反对出坑,而是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出坑的群众进行斗争。会议研究并部署了反“封坑”的斗争方案。由于采取了有力的反“封坑”的措施,使党组织和游击队在群众中得以保存和发展。

    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1936年8月底,国民党军第四十师在保安团的配合下,扼守要道和圩场,分路大抄山,“清剿”红军游击队,同时强迫群众构筑碉堡,组织民团和“铲共义勇队”,指定反动豪绅充当保甲长,严密保甲制度。针对国民党军新的“清剿”,项英、陈毅于9月在油山召开干部会议。项英亲自起草了会议决议(史称《九月决议》),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清剿”的特点,指出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动员和领导群众配合游击队粉碎敌人的“清剿”,群众工作是我们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的基础,只有依靠群众,我们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中共赣粤边特委根据《九月决议》的精神,组织游击队和区县干部秘密进入白区的圩镇和大村庄,深入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还派一些身份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去充当保甲长;同时争取一些比较开朗的保甲长,使他们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人物”。与此同时,红军游击队抓住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对赣粤边地形不熟的弱点,避开敌军主力,采取“敌人进山,我们出山”的战术,向游击区外出击,袭击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在项英、陈毅的直接领导下,赣粤边区红军游击队先后挫败了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与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五次“清剿”,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不仅巩固了原有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发展了“三南”新的游击根据地,锻炼了300余名游击战士,保存了大批的经过考验的干部。

    在反“清剿”斗争中,项英十分注意加强红军游击队的政治思想教育。针对在白色恐怖下有些意志薄弱者动摇、叛变的情况,项英编写了《反叛徒斗争大纲》,发到党内和游击队,开展反叛徒斗争,进行形势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和革命前途教育。针对红军游击队长期分散执行任务,一部分人易于产生游击主义和纪律松懈现象,项英、陈毅还注意加强对游击队进行任务和纪律教育,为红军游击队规定了五大任务:1、做群众工作;2、打土豪分田地;3、消灭反动武装;4、建立苏维埃;5、创造红军,并为红军游击队制定了五大纪律和十项注意。项英还编写了《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等教材。这些措施对于加强红军游击队组织纪律性,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清剿”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为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项英还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他认为游击战争的主要基础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就不能战胜敌人长期的“清剿”,不能对付大规模的抄搜,不能粉碎敌人的封锁。他经常教育周围的同志说:“我们进行的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我们要坚持,要生存,要发展,主要靠群众力量”。为了指导大家做好群众工作,项英亲自编写了《群众工作者必读》的小册子,详尽地论述了群众工作的性质、方针和方法,通过特委的油印处,印发给各级党组织的成员和游击队员,成为大家做群众工作的指南。

    项英在领导反“清剿”斗争中,还注意及时总结推广一些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原则,以便指导红军游击队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如他在游击战争实践中总结了“赚钱的就打,赔本的不来;不打硬仗,不攻坚;打不赢就走,走不赢就躲”,“有利的时候就集中来打,否则就分散;利用对方的弱点和空隙的地方去进攻;有路不走,没路就走”等战术原则。为了便于不识字的游击队员记忆,项英还将一些游击战术编成歌诀:“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优势敌人,决战要避;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敌人侧翼,力量空虚,集中力量,坚决猛攻;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动作突然,敌难防范”,“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这些游击战术原则,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武装早期游击战争的思想,不仅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发挥了有力的作用,而且对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对日本侵略军占领区游击战争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项英领导红军游击队运用游击战术原则,在群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英勇机智,九死一生,历经无数艰难险阻,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殊死斗争。正是他们的存在,使人们始终意识到共产党还在、红军还在。国民党原定的三个月结束清剿的任务,就这样由半年改为一年,最后改为无结束期的“长期清剿”。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极其艰苦的岁月中,长年在赣南深山野林里和敌人浴血奋战,但仍然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书籍带在身边,有空时就读一读,从中吸取力量。

    2019-07-17,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和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决议充分肯定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同志“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这个决议,是中共中央给予项英和他的战友们最高的奖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这样一句话:“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关注形势而制定策略。项英在以信丰油山为中心的闭塞的赣粤边山区艰苦的游击战争岁月里,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除经常阅读随身带的《列宁主义概论》、《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外,还想方设法购买香港报纸和收集国民党地方报纸,从其字里行间去揣摩和分析形势,研究和领会中共中央有关方针政策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斗争的方针策略,指导赣粤边游击区的斗争。

    华北事变即1935年日军侵略华北和国民党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继续妥协退让、丧权辱国的一系列事件的消息传到赣粤边后,项英意识到中日民族矛盾正在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危机正在进一步加深。于是他和陈毅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提出“抗日救华北”、“实行全国联合,一致抗日”等口号,还起草了将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的布告,油印成传单,在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

    1936年6月,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提出抗日和反蒋的口号,发动了两广事变。事变发生后,“清剿”赣粤边游击区的粤军余汉谋部撤走。当时许多人不明真相,众说纷纭。项英了解到事变情形后,正确分析了形势和两广事变的性质,指出两广事变是两广军阀与蒋介石的冲突加紧的表现,两广事变是军阀间的战争,是两广军阀利用抗日的名义实行反对蒋介石的战争。项英和陈毅及时在中共信(丰)(南)康赣(县)县委驻地召开了各县委负责人、游击队长以及交通站长参加的干部会议,研究对两广事变的认识。项英提出了“反对军阀战争,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的战争为抗日的革命战争”的口号,同时强调指出,要利用蒋介石与两广军阀的矛盾,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恢复和扩大游击区。会后,项英以红军游击队名义发表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赣粤边特委根据项英的指示精神,将信康赣、信(丰)南(雄)和南雄地区的游击队相对集中整训后主动出击,先后袭击了信丰、大余、南雄县境内的10多个据点,消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镇压了一些作恶多端的豪绅地主,游击区得到了恢复和扩大,出现了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少有的好形势。

    西安事变即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2019-07-17,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的消息传到赣粤边游击区后,“喜得大家舞手跳脚的,高兴得不可言喻”。项英从国民党地方报纸上了解事变初的大概情形时,立即以“西安事变”为题写了一篇长文,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前途,指出西安事变的爆发,使中国统一战线已经成功而正式开展起来,这一形势的继续发展,必然促使抗日的革命高潮马上到来。文章要求赣粤边党组织在群众中动员,宣传抗日救国,同时计划将游击队加以整顿,准备在这一形势发展中消灭周围的国民党反动保安团队,以开展南方联合抗日的新局面。项英随即召集赣粤边特委负责人开会讨论蒋介石被扣后的形势和研究新的斗争方针。会后大家对会不会放掉蒋介石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多数人认为不可能放掉蒋介石,项英基于全民族利益的考虑,认为可能会放掉蒋介石。一些人说,杀掉蒋介石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放掉他等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个别人甚至背后说项英右倾。可是不久,蒋介石真的被释放了。一些人不得不承认说:“还是项英同志看得准”。西安事变发生后,项英曾写信给各地游击队,提醒大家不要盲目乐观,要迅速做好各种准备,以粉碎国民党军可能发动的新的“清剿”。果然不出项英所料,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即采取大抄山、大烧山、大砍山等手段,对游击区再次发动“清剿”。由于一些游击队有了准备,及时转移,避免了大的损失。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项英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事变爆发的真相后,立即撰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一文,分析了卢沟桥事变的实质,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力争抗日的前途,动员和领导最广大的群众来威逼南京政府实行对日宣战,反对一切和平妥协,为保卫祖国而奋斗。与此同时,赣粤边特委决定将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进行抗日武装宣传。7月底,项英、陈毅从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上有关介绍中国各党派的文章中,看到毛泽东2019-07-17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报告摘要,了解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对此,项英、陈毅等如获至宝,高兴万分。他们认真研究和学习了这些指示。根据毛泽东报告中的精神,结合当前的形势,项英写了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指出中国革命现在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阶段,现阶段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文章还阐述了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应遵循的保持我党的独立性、有批评自由、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等原则,游击队必须遵照中共中央路线争取合作抗日,在上述三个原则基础上与国民党谈判。同时强调指出,要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要重蹈陈独秀主义的复辙。这篇文章对于转变赣粤边游击区干部战士的思想,正确认识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是指导赣粤边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纲领性文件。

    抗日战争

    项英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分局(后东南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等职,担负着领导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抗战的重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项英根据间接获得的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和《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共全作宣言》的基本精神,为促进赣粤边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国共合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仅直接领导了赣粤边地区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而且指导了南方其他一些地区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

    2019-07-17,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宣言,指出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侵占华北的既定步骤,为了保卫华北和中国就要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和平妥协;国民党军要立即停止进攻红军游击队,准许抗日自由,采取最低限度安定民生的办法。8月20日,项英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名义分别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赣州专员马葆珩、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以及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县长,要求立即合作抗日,以配合全国抗战之大计。随后,项英根据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精神,起草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条件: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赣南共产党的合法和言论行动上的自由;释放政治犯;解散“铲共团”;红军游击队组成独立的抗日部队;保证部队的给养,保证游击区群众的利益等。

    此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却借机在群众中散布红军游击队“投降了”的言论,并写信给游击队,要求游击队负责人下山“自新”,归顺国民党军队。一些地主豪绅也乘机大造谣言。对此,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严厉斥责国民党地方当局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行径,要求他们必须改变那种“剿匪”主义的偏见,实现合作抗日。同时在群众中进行国共合作宣传及解释工作。经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了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在陈毅到大余和赣州与大余县、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达成协议后,项英到达赣州,会见了国民党江西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王有兰和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不久,国民党军和保安团从赣粤边游击区撤退了。

    为了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问题,项英于9月24日前往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到达南昌后,他致电在南京的叶剑英并转毛泽东,从而恢复了中央分局与党中央的联系。在南昌,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告全党同志书》。项英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口头接受了如下条件: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游击区老租老债废除;游击队集中时期一切费用由江西省政府负担;其余问题候国共两党中央决定,谈判初步达成协议。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安排下,项英经武汉、西安,于11月7日到达延安。12月,项英参与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编组原则的确定后,到达武汉按照中共中央的意图和长江局的意见,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在坚持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得插手干部配备的前提下,就新四军的编组达成协议。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政委),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

    1938年春,项英和陈毅等分赴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及部队整编的指示,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改编,开赴前线。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把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4个支队,共10300余人,分别在皖南、皖中集结,完成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使命。后来陈毅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指出:“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9月29日至11月6日,项英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作了关于新四军工作的报告。

    12月,上海英文《大美晚报》记者贝尔墩在云岭(在今安徽泾县云岭镇)新四军军部采访时,谈他对项英的印象时说:“他有时跟活的《共产党宣言》一样和你谈话,过会又用中国式的殷勤款待你。”贝尔墩称项英是“新四军的灵魂”,认为“史沫特莱说项英是个铁人,我觉得很对。”

    完成组建新四军的任务后,项英随新四军军部进抵皖南不久,就建议派先遣支队去苏南敌后即日本侵略军占领区进行战略侦察,先遣队出动后,第一二四支队也相继出动,取得蒋家河口、韦岗等初战的胜利。同年11月,他根据中央指示,派张云逸参谋长赴江北、加强抗日斗争的领导。

    1939年,(左起)项英,周恩来,叶挺在皖南1939年,(左起)项英,周恩来,叶挺在皖南

    1939年,项英不仅参与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的制定,还认真组织贯彻。在皖中,组建了江北指挥部,组建第五支队,负责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先后派军部特务营、第四团第一营和第五团第三营赴江北,增强了江北部队的骨干力量。在苏南,成立了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指挥部,当“江抗”西撤后,立即派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副司令员何克希等东返主持,后又派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任“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兼政治委员,命令六团和四团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司令员管文蔚)各一部,从扬中北渡长江,为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及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随后率江南主力北渡开辟苏北作了准备。在皖南,进行了坚持抗战阵地的激烈斗争,取得了五次繁昌保卫战的胜利。

    1940年4月,项英在皖南指挥春季反“扫荡”,10月参与指挥秋季反“扫荡”,共歼日伪军3000余人,取得反“扫荡”的胜利。日伪军其实是两个概念,包括日军和伪军。日军就是日本侵略军,伪军是中国人,是那些汉奸组织的队伍,替日本人卖命,欺压中国人的。新四军在组建的前三年期间,就共歼日伪军9万余人,部队也发展到近10万人。在严酷的环境中,项英仍十分重视部队的教育训练和干部队伍建设,强调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举办教导总队,大力培养干部,努力提高军政素质。他的《新阶段中我们江南抗战的任务》、《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等文章,是新四军建军和政治工作史上的重要文献。

    自新四军组建起,项英就十分重视东南地区中共的党务工作。他指导各地党组织,以抗战初期新四军在各地建立的办事处、通讯处作掩护联络失掉关系的党员,发展新党员,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新四军军部驻扎云岭期间,项英于2019-07-17在云岭石头尖村主持召开了中共新四军第一次党代会。这次会议是新四军自1937年10月组建到1947年1月番号撤销的10年中,新四军召开的唯一的一次党代会。这是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的项英,在领导新四军工作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贡献。在项英的领导下,1940年底中共中央东南局管辖的党组织扩大到浙江、福建、皖南、苏南、赣东北等地,党员共约5万名。这些党组织和党员带领群众,为开展当地革命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2019-07-17。刘少奇在华中局讨论东南地区党的工作时。曾经指出:“东南党的工作,抗战以来一般说来是有很大成绩的。”

    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项英对华中战略地位的认识不够,对向北发展的自觉性不够,措施不够有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不够,对合法的手续、方式考虑多了,对自主的发展强调不够,结果使一些部队和地区受约束多,影响到活动和发展;特别是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警惕不够,对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应迅速撤至江北指示的执行迟迟下不了决心,使转移丧失有利时机,加之在转移途中处置失当,因而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的严重损失负有责任。

    2019-07-17,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  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傅秋涛等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分壮烈牺牲。

    3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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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英遇害地点项英遇害地点

    皖南事变中,军长叶挺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率军部10余人隐蔽于附近山区,当地濂坑村的群众基础好,项英他们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带领下来到姜岳凡(又名姜德贵)家。姜岳凡是地下党员,能够充分信任。在姜岳凡家住了三天后,转移到了附近山上的蜜蜂洞。蜜蜂洞洞内比较狭小,只能睡4个人。于是,项英、周子昆、警卫员黄诚和副官刘厚总在里面睡,其余人在外面搭棚子住。3月14日下半夜,刘厚总下黑手枪击3人,将熟睡的项英枪杀,将黄诚击伤。附近的警卫员听到枪声后赶来查看,发现项英和周子昆遇害。因为曾遇到慌张下山的刘厚总,警卫员立即追击,但没有追上。随后,在老乡的帮助下,项英与周子昆的遗体被掩埋在附近。项英年仅43岁。

    刘厚总离去后,经过一番周折投奔到国民党太平县党部,随后被送到皖南行署。虽然刘厚总多次表明卖身投敌的心迹,但国民党并不信任他。1952年8月初,刘厚总这个可耻的叛徒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然而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项英的功绩多被抹煞,甚至被扣上“大叛徒”等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被说得一无是处。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档案馆公开出版了有关皖南事变的电报,这些电报充分证明了当年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损失的全部责任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是“负有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项英遗骸于2019-07-17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1990年,在武昌为项英立了铜像,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题词:“项英同志浩气长存”。

    1995年10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项英传》,全面介绍了项英的斗争经历、功过所在、优秀品质,论证了对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都推给项英不公正,进而否定项英的业绩不实事求是,为重新评价项英提供了史实。

    1998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举行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2000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在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竖立项英铜像。同年,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军事科学院组织编《项英军事文选》,中央党校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这是项英军事实践、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发展所作贡献的历史见证。

    4功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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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项英纪念项英

    2004年,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军事科学院编辑整理的《项英军事文选》(以下简称《文选》),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这是项英军事实践的重要历史见证,是研究我党、我军历史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文选》展现了项英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其中有些工作曾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文选》编选了1931年2月至1941年1月期间,项英参与我党、我军重要历史活动和军事实践的文稿,展现了项英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其中有些工作在以往党史、军史著作中被忽略了。例如,2019-07-17,项英以中革军委代主席(此前,他曾担任过中革军委主席)名义发布命令,确定“八一”为红军成立纪念日。(见《文选》第78页)后来,“八一”就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此外,如参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建立红军立功授勋制度,主持红军第一次庆祝建军节的盛大活动,决定创办工农红军大学,等等,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史上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中央和军委是怎样评价项英的

    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历史原因,项英的业绩多被抹煞,名字很快在党史、军史资料中消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史学界和新四军的老同志就提出重新评价项英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根据小平同志指示,中美双方达成翻译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协议后,由我方重新撰写我党我军历史和人物条目。有一天,胡绳同志主持开会讨论编写中的一些问题。这时,中央档案馆刚刚公开出版了有关皖南事变的电报。李维民在会上提出,这些电报充分证明了当年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损失的全部责任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请示在项英条目中应当如何表述。当时重新评价项英的条件尚不成熟,富有经验的胡绳同志表态说:“既然是简明百科全书,字数不能太长,皖南事变的事就不要写了。”这是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项英的条目中,没有提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1982年,开始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王辅一负责撰写项英条目。对于皖南事变问题如何表述,经过许多同志集体讨论,1984年12月先后经胡绳、余秋里、杨尚昆、胡耀邦同志一一审定,对项英的历史功绩做了充分的肯定,对于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只写了“负有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纠正了当年的片面指责。后来,王辅一根据中央和军委审定的项英条目的基本评价,写出了《项英传》,1995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1998年,在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迟浩田同志代表中央和军委发表讲话,对项英的一生做了全面的评价,他指出:“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从《文选》和有关档案来看,把皖南事变失败的责任都归罪于项英是不公正的

    关于如何评价项英和皖南事变的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了。可是,前不久播出的《新四军》电视剧,继续沿用片面指责项英的错误观点,在北移的时机、路线等问题上,给人以中央三令五申,叶挺每每提出正确主张,却被项英一一否决的印象,严重歪曲了历史真相,误导了观众。

    关于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皖南部队何时北移,如何北移,选择什么路线,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虽然中央早有新四军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但由于情况瞬息万变,指示也是不断变化的。2019-07-17中央给叶、项指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11月24日,中央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但11月30日,毛主席又做了如下的分析:“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开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等等。12月25日,毛泽东发的通报认为:“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采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指复蒋方电报)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然而皖南的形势已日趋严重,项英急电中央:“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费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见《文选》第723页)。中央接到项英电报后,没有回答项英的请示,只是严厉地批评:“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项英与叶挺等决定2019-07-17全部北移,并得到中央的同意,7日在转移途中遭到8万国民党军大规模的进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上述经过说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和决策失误的并不止项英一人,把皖南失败的责任全部归罪于项英是不公正的,是不符合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的。虽然《新四军》电视剧在一些具体方面试图从正面塑造项英的形象,但在皖南事变这个关键问题以及进军敌后和部队建设等许多重要问题上歪曲和贬低了项英。电视剧还把事变前从未当过项英随从副官的孙厚忠(真名刘厚总)安排在项英身边,并虚构了项英袒护刘厚总的许多情节,目的是说明项英革命警惕性不高,用人不当,自食其果。事实是,皖南事变前,项英身边根本就没有副官,刘厚总是在副官处第三科管木工班和饲养班的副官,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刘厚总偶然遇到项英一行,才和项英一起行动。刘厚总经不起两个多月艰苦环境的考验,起了图财害命之心,于3月14日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携款潜逃。其结局也不是被电视剧虚构的余秀英打死,而是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报功,遭到冷遇和长期监禁。

    总之,对项英的评价,还是应当以中央和军委的有关精神为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现在,《文选》汇编出版了,它不仅仅寄托了我们对项英的深切怀念和百年后的哀思,也是对项英革命业绩的又一重要体现和充分肯定。

    5主要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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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937)、《项英将军言论集》(193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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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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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红网:项英——工人阶级的英雄
    [2].再谈项英的功过
    千亿国际-qy98千亿国际 李盈莹之前被质疑最多的地方就是不会一传,所以郎平不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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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 人物 党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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